他是一位真正的战略科学家，目光敏锐地穿过时空的迷雾，预见到几十年之后的发展之路。
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外交家”，与国际一流的科学家站在同一水平上平等对话，在国际科学界为中国赢得了一席之地。
他是一位激情的社会活动家，胸中充满了爱国情怀与民族自信心，时刻关心着国家与社会的进步。
他是一位完美的良师益友，一举一动都是学生眼中做人做事的标准，也是中国科学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块。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著名科学家严东生，就如同他喜欢的歌德回忆录《诗与真》里的一句话“当年是真实的事情，到了晚年，却是诗意的回想”，给中国科学界留下的是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着眼于科学发展的关键
长征火箭的尾部喷射出火焰巨流，缓缓挣脱地球引力的束缚，托举着“天宫”“神舟”飞向太空。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空间站之梦，如今已经拉开了大幕。但很少有人知道，无论是“天宫”还是“神舟”，它们都深深地镌刻着严东生的科学印记。两者的耐火涂层和耐烧蚀复合材料，都与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科研成果密不可分。
当时，严东生走上了刚成立不久的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的领导岗位。如何把握建所机遇、占领学科制高点，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道必答题。在严东生看来，科学研究战略，既要面向科学前沿，又要面向国家科学需求。
他对研究所的科研方向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原先传统的硅酸盐材料研究转变为与国际科学前沿接轨的新型无机材料研究。这次学科方向的调整不仅奠定了硅酸盐所在此后60多年的发展布局，推动中国步入国际先进的无机材料研究领域，更解决了国家的多项重大需求，支撑了相关产业的建立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从中科院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严东生敏锐地发现了纳米材料研究的国际趋势。在他的大力推动下，“纳米材料科学研究”成为国家“攀登计划”首批项目之一，该项目在5年后又被列入国家“973”计划，至今仍在继续拓展。而他倡导并组建的中科院高性能陶瓷与超微结构开放实验室，已成为同类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的佼佼者。
推动科技体制改革
严东生不仅在科研中展现出“将才”的一面，多次取得重大成果，还参与了新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决策，为成为“良相”打下基础。
1956年，党中央提出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号召“向科学进军”。参与讨论和制定《规划》的科研人员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而年仅38岁的严东生也在受邀之列。他出席广州会议，参与制定了我国的十年科技规划。
1977年7月，严东生收到一封会议邀请函，邀请他参加8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那次会议的受邀者共有33人，包括苏步青、吴文俊、叶笃正等全国科技界、教育界的精英，而主持会议的是刚刚复出的邓小平。
在谈到高校课程设置时，严东生对小平同志说：“理科大学的学生究竟应该如何培养？现在是学的面太窄了。我们希望大学的专业不要分得太细。专业窄，知识易碎，到研究单位工作困难，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有问题。”在作中心发言时，严东生又着重谈了科技规划制订和科研组织管理问题，邓小平不时提问，严东生一一作了回答。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经过与科学家、教育家的讨论，小平同志作出了恢复高考、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两项重要决定。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科学外交家之晶体风云
在上海硅酸盐所党委副书记杨建华印象中，严东生的英语娴熟流利。这在严东生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之后推动中国科学界与国外交流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严东生积极推动中科院与美国国家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法国科研中心和日本学术振兴会等国外主要科学机构交流合作。在严东生的努力下，不仅有很多中国青年科学家走出国门，更多的华人科学家回到中国。于是，严东生有了“科学外交家”的雅号。其中，让中国的晶体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闪烁，是他“科学外交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来北京找严东生，询问能否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提供新型锗酸铋（BGO）闪烁晶体，要求尺寸大、数量多。严东生立即意识到参与该项目的重要科学意义，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丁肇中的请求。1989年，1.2万根BGO晶体订单提前完工。丁肇中逢人就说：“要BGO晶体，就到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去！”
当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决定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寻找希格斯玻色子，需要新型钨酸铅（PWO）闪烁晶体来制造核心部件时，自然第一个想到严东生。2003年底，双方正式合作，这一回条件更加“苛刻”。已经85岁高龄的严东生，不仅挂帅领导PWO晶体课题组进行攻关，还亲自到原料生产车间查看晶体质量。2008年3月，上海硅酸盐所成功交付了约5000根高质量的大尺寸PWO闪烁晶体，那一年严东生90岁高龄。
如今，我国的无机闪烁晶体占据了世界领先地位。我国首颗暗物质探测卫星“悟空”最核心的探测材料，就是308根长度为600毫米的“世界最长锗酸铋晶体”。这是对严东生科学外交工作的最大肯定。
热心建言社会经济发展
宝钢一期工程建设之时，很多人对选择在上海建设大型重工业企业提出质疑和反对，异地重建的声音不断传出。宝钢要不要重建？到位的大型设备和厂房如何处置？1979年，冶金部和宝钢指挥部通过市科协聘请了24位专家组成宝钢顾问委员会，以李国豪为首席顾问，严东生则是24位成员之一。
李国豪、严东生等专家经过集体讨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了“缓中求活”的决策咨询方案，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国务院最终采纳了委员会意见，决定工程继续。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科学决策，委员会的工作获得了好评与关注，成为“科技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同心同德攀登技术高峰的新路标”。对于严东生来说，心系国家，用科学智慧与科学态度看待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早在1989年，上海市科协就成立了高级顾问委员会，严东生担任了副主任的职务。高级顾问委员会就上海水资源综合利用、对外交通发展等方面开展决策咨询，并做了若干超前研究。严东生的不少热心建议被政府采纳，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中国青年科学家纷纷选择出国留学，并一去不返。严东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原本国内科研力量就不足，再经不起流失了。”对于由他推荐去国外的学生，严东生总是会叮嘱：“在国外完成学业后，一定要回国啊！”或许正是受到了严东生这一浓浓爱国情怀的感染，他的学生都按时回国从事科研工作，其中不少还成为单位的科研骨干。
严东生的一生，是遭遇真理、与真理合二为一的过程，是坚守科学报国信念、让理想照进现实的过程，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史诗，以平实却又崇高的科学精神，燃亮灯盏。（摘自上海科技报）
